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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治的精神与现实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古今中外大凡谈政治的,总不出两个大方面:精神与现实。所谓政治精神,便是创设此等政治时的用心与愿望,其所含者不外乎政治理想与政治理论,而这理想与理论总是触及到文化的根本精神。所谓政治现实,意即政治精神行之与现实世界之结果,也就是精神的实践,实践的结果一是制度,二是人事。

钱穆先生此书虽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却独偏重于政治现实,尤重政治制度,即便有述及人事也只是援引事例来说明制度的演变。然而政治现实与政治精神诚为一体之两面,不可断然分开,所以虽未详论,但总留了些笔墨给政治精神。我从只言片语中,亦可管窥中国文化根本精神。钱穆先生不是述而不作的,他还要对历代政治发表一番议论,点评得失。他自己有一原则:评得失需根据历史意见,而非时代意见,因那历史意见较为真实而客观,时代意见不免掺入后人的偏见,而失去历史的本真了。

泛谈精神易流于空疏无物,单讲人事则不识大体,唯从制度入手才无此弊病。钱穆选汉、唐、宋、明、清五代评论,每代又分为政府组织、考试选举、赋税、兵役制度加以评述。这五代可大体代表中国。秦、隋二朝时间太短,其制度又大体为汉、唐继承,故略去不论。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中国分裂动荡,没有一像样的政府可论,只在论及唐代科举制度起源时提及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元朝情况较为特殊,钱先生在追溯明代地方省区制度来源时述及,又在谈清代“部族政权”时提到,凭此两端,则元制也可略知一二了。

书中所讲五代制度大不相同,钱先生对五代的论述自然也大异其趣“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完全没有制度。”在这里钱先生提到了与制度相对的另一个词——法术。制度与法术,即是一私一公。出于公心而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出之于私心而没有形成一定恰好的节限便是法术。无疑,钱穆是倡制度而贬法术的,对清代贬抑尤烈,斥之为“全无制度”。

钱穆先生何以言西汉与唐是创立制度,而清就是全无制度呢?这便不能不提到中国的政治理论了,照钱穆看来: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既是代表全民,那么称之为公心也就无可厚非了。制度与法术划分的标准明确地来说便是:政府由读书人组成且皇帝亦遵从此辈读书人之意见。众多读书人意见便是公心。

照此标准,则清代决无制度。符合该标准的一条的,便是士人政权。而清代只可说是一部族政权。清廷虽开设科举,但只是愚民政策;六部每一中国尚书、侍郎则必有满洲尚书、侍郎;兵制八旗,绿营绝大多数都是满人。清代诸种法术,都出于部族私心,虽有读书人在此朝廷中,但不过为之留些希望罢了。

然而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流害。制度尚且如此,遑论法术了。

说到底,制度与法术的根本区别还在政治精神上。须知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其背后必有一种产生此项制度的现实,在此种现实中新产生的制度也定有其理论与精神。这样的政治精神在各项制度的变动仍能保持基本不变,便形成了中国的历史传统。

这历史传统可用六个字概括:有流品,重贤人。中国传统社会无阶级,有流品。流品可分为清流和浊流,而所谓清流与浊流之分是看贤与不贤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对一意见的从违抉择,常取决于贤人。要想做贤人就必须读书明理,道德高尚,这还是回到了“士人政权”的传统上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是从贤不从帝的,是道尊于势的。以此便可明了钱穆先生所谓“制度”的真意了。此项制度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宰相统御政府。士人政权一则是士人来构成政府;二则此士人组成之政府当听命于士人中的贤人,贤人才有资格成为宰相,纵使尊贵如皇帝也是不可掌权于宰相的。明了此层,再回来看钱先生批“东汉则大半出自光武的私心” ,便觉食味知髓了。

光武用私臣尚书执掌实权,又将三公改制,是夺宰相权;宋朝则分宰相财政、军事、建议之权,又只能站立上朝,面取进止,钱穆讥宋太祖、太宗是小兵不放心大臣、不识大体,此等政治自然也是法术了。

以上所述难免有一种理想化的气息,既如《周礼》一般,是理想政府的组织与描写;可政治现实则另有一套《唐六典》。即便在西汉和唐朝,宰相也不总是统御政府的。中国一向看中不成文法,最为要紧处,反倒没有严格规定。是故西汉有霍光干政,唐中宗有“斜封墨敕”,只是此等事并非主流,汉唐到底还实践着中国的政治理想。

拉回到政治现实层面,则政治现实常常与政治理想不相符合,甚而至于抛弃理想,政治制度常需要与其他制度和社会情况相配合;制度与人事也常互为因果、联动发展,每一制度之实行亦需要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精神专注。但也正因这种种问题,政治才不会窒息。唯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远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约莫钱穆先生对所谓“专制黑暗”一词是极不满意的,因这词实在是太武断了些,因而他才要做这一番讲演。本书最后一段是钱先生对此后最后的回应,以作结束。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意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的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把历史经过再看一遍,总还不是要不得。”

我想纵使历史无法明细地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但至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当怎么做的教训。

(作者 白林丰)

责任编辑:白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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