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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回眸】(三)北疆博物院的缔造者——桑志华

简介

桑志华(1876~1952),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 (Paul Emile Licent) , 来华后取名“桑志华”;北疆博物院创建者,生物地质学博士,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1895年入耶稣会。1914年3月25日,桑志华经西伯利亚抵达天津,挂名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传教区,在该教区天津崇德堂(今营口道24号,承德道17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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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

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开始,法国耶稣会即与中国的科学发现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1869年,法国神甫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发现了大熊猫;同时期,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在长江流域采集大量动植物标本,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即今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这些发现激发了桑志华对东方的强烈兴趣,他在大学攻读时就渴望到东方古老的中国考察那里与法国迥然不同的地质生物状况,想亲眼看一看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为什么竟然比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里的地质生物是个谜!他为了解开这个谜,于1913年来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没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黄河。8年来他沿着黄河,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和物产,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之用。在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途中,桑志华发现白河流域的地质和生物也很有特点,便几次溯流而上到延庆、赤城调查。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之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念头。不久,两位天主教神甫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波,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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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桑志华蜡像

桑志华的“科学旅行”以徒步为主,偶尔与沙漠商队同行,随身携带猎枪、观测仪器(罗盘、测斜仪、海拔仪)和地质锤、网具、毒瓶等采集工具,随时采集标本,随时记录行程、采集情况并绘制地图。至今,北疆博物院的库房里依然保存着桑志华使用过的昆虫采集网、采样瓶、野外考察用的三条腿的小桌子等考察工具,以及大量考察时绘制的地图资料。每次出行,桑志华都要带上自制的三色旗,上面有“法国进士”、“中国农林谘议”及一个大大的“桑”字。所谓“法国进士”,乃对应其博士学位;而“中国农林谘议”一职,是1917年桑志华拜访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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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三色旗         

据说,桑志华采集的标本累计起来可达10米之高。由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他雇用了7辆5套牲口的大车和18匹骡子及骆驼进行运输。最初,这些标本存放在天津崇德堂内,因标本堆积太多,这所二层带地下室的小楼已经无法存放。恰巧当时法国政府决定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大学”(河北大学前身),校址选在马场道141号,次年开工。当桑志华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极力建议在建大学的同时建一所博物院。他四处奔走呼吁“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实为急务”。他认为,在中国北部尚无完善的地质研究院的情况下,“若在大学特设一科,专为研究华北矿农及其它各种之来源,此时似难以办到。然而为便利华人及外人关心华北之经济情形及科学上之各种问题起见,博物院之设立实不可少。”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支持,答应予以资金上的赞助。欣喜之余,桑志华又为馆藏标本的事发愁。8年来他个人收集到的几万件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标本显然远远不足。怎么办?思来想去,有了两条主意。       

第一条是缩小馆藏标本的范围,仅限于黄白两河流域,以研究黄白两河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限,起名黄河白河博物院。但是,当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楼竣工后,同仁们一致认为可以称得起北中国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馆。作为首任院长的桑志华几番斟酌后,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       

第二个便是写封呼吁信,请各地的传教士们帮助寻找和收集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种植物、矿物中有价值的标本和化石,古人类的石器及各种历史古物,为即将建成的博物院补充标本。他还特别提到口北道一带的标本尤为缺乏,殷切希望直隶北部教区的同仁们能提供当地的标本,那怕是这方面的信息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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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与友人合影         

1922年亲自主持北疆博物院大楼的建筑施工事宜,4月23日开工,9月23日告竣,落成之后为表示庆祝,1923年4月3日在天津市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会,桑志华和德日进教授做了演讲,并把多年来在内蒙地区搜集的历史古物展览出来。       

从1914年开始到1925年,桑志华间关跋涉,历经3万余公里,始终以持久的毅力进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三万种之植物,三万五千种之特种木质性物,各种奇异难言之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二千种关于人类学及生物学最有价值之标本,七千种关于岩与矿质之标本,皆系沿途所得者。此外尤有一万八千基罗之第三及第四地层之动物骸骨,以及各种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农学之报告。”整个调查工作分三步:首先,循序调查黄河流域与白河流域及直隶海湾,极力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经济、人类等学之用。其次,刊行各种地质调查情形的著作以及专家的报告。最后,将所得各种研究地质学的资料分送欧洲各科学研究院及将在中国设立的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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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在北疆博物院所用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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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博物院

1925年桑志华先后4次考察泥河湾,足迹踏遍了整个泥河湾盆地。1926年9、10月间,他又陪同二度来华的德日进到泥河湾进行调查。他们确认了分布于盆地的丰富沉积物的重大科学意义,认为非常接近欧洲意大利的维拉弗朗地层。他们大量收购化石送回天津北疆物院。从此以北疆博物院为大本营,南屯和泥河湾教堂为工作站,在当地百姓和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调查和采集。1929年桑志华不顾劳累,先后4次赴各地考察,用他的话说叫“科学旅行”。其中一次就是于7、8月间再次赴泥河湾调查。德日进对他的评价是:“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桑干河的动物群则仍然一无所知。”他先后又去了蒙古、宣南桑干河、正定之西、北平等地,搜集到各种动物学标本,如哺乳类动物、禽类、鱼类、爬蛙等,及沿途所见之植物岩石、矿石,特别是获得了极为罕见的亚洲种羚羊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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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在实验室       

1930年,桑志华等人将一年来研究结果,相继在中国地质学会作8次讲演报告。而博物院的研究成果至迟在1924年就已由该院出版了《天津北疆博物馆丛书》,到1934年时已出版33种著述。       1936年,桑志华于汤道平科学旅行归来,带回来不少奇珍化石,特别是有一整套象牙骨。第二年,就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桑志华在汤道平陪同下又照常出外科学旅行。9月30日回到博物院,路上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是他在担任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期间所做的最后一次科学考察。       

1938年5月13日桑志华应召返回法国。此后定居巴黎,直至1952年去世。在纪念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80周年之际,人们没有忘记缅怀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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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志华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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