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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理顺的“为母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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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林一个人在病房

 

本站评论员 白林丰

十一月二十一日,原载于华西都市报的一则“儿子拔掉脑死亡母亲呼吸管”的新闻被各大媒体转载,引起网友讨论。阿林57岁的母亲10月31日遭遇车祸后,被医生告知已脑死亡,救活希望几乎为零。

11月2日,当事人阿林看着面目全非的母亲,情急之下取下了呼吸管。舆论开始热议其行为并引逐渐深到了“安乐死”的相关话题。从这个七口之家的现实背景看,母亲救治已基本无望。阿林拔掉呼吸管,可能更多的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我们与其说这是有尊严地死亡,倒不如说这是一出“被安乐死”的生活悲剧。

对一个人生命权的尊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底线,对生命的保障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安乐死”或许真的是尊重生命的一种体现,但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安乐死”立法的也只是极少数,某些支持“安乐死”立法的地方也有很大限制。显然在未步入发达国家序列的中国,谈论“安乐死”立法问题还尚早。与浮在表面的法律相比,减少“被安乐死”的无奈可能才是大转型时代医治国人苦痛的“云南白药”。母亲脑死亡,儿子取呼吸管,起因居然是晚上做了一个梦,当时儿子的想法仅仅是“不想让母亲遭罪”。

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阿林行为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受到法律的惩罚已是定局。法理层面上讲,他是一个“身怀罪恶”的人。但法理背后却充满矛盾,充满了人情的博弈。法律意义上的罪人,生活中可能却不是针对母亲的“罪人”。事实让“爱”变成了杀母的“罪恶”,接受拷问的不应当是关于安乐死的立法问题,而应当是做出这种行为背后的无情社会逻辑。

这个家庭似乎“落伍”了,没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受教育程度低、贫穷,这些都可以算作阿林拔母亲呼吸管的原因。个人已经如此,社会的温暖又体现在哪里?七口之家仅靠理发店维持生活,贫困边缘的家庭为何没有丝毫可反抗的办法?固然,我们无法控制一个人的善恶行为,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度的保障降低“悲剧”发生的几率,铲除“无奈之罪”的生长的土壤,让社会为弱者提供一个解决矛盾的通道。这是或许才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大善”。

在如今人人喊打的“我弱我有理”的呼声下,隐藏着的是在历史转型期,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人们的彷徨与苦闷。中国的社会多前进一步,这样的无奈之恶便会少一分,社会就离文明更近了一点。

责任编辑:曹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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